今天的故事要从巴西的一个小镇开始说起。在巴西最南端的南里奥格兰德州有一个叫做坎迪多·戈多伊的小镇。乍看之下，就是一个巴西南部的普通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特产，那就是“双胞胎”。
小镇上一共有不到7000名居民，大部分都是德国后裔，战争结束后，他们横渡大洋，到此定居。据统计，坎迪多·戈多伊小镇生双胞胎的出生几率达到了惊人的20%。也就是说，平均每5名孕妇就能生下一对双胞胎。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双胞胎的出生比例为1：89。坎迪多·戈多伊小镇惊人的双胞胎出生率迅速引起了各路专家学者的注意。人们开始寻找其中的原因，从当地居民的基因，到生活环境，甚至饮用水源都在考虑范围以内，可仍然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此时，阿根廷历史学家乔吉·卡马提出猜想，“双胞胎小镇”的真相有可能跟纳粹军医的一场“人种实验”有关。他指出二战时期结束后，臭名昭著的军医约瑟夫·门格勒曾经逃亡到巴西，在坎迪多·戈多伊小镇进行过多年的人种实验，尝试为希特勒创造地球上最优越的种族。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33年，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的元首，随后，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到1941年间德国迅速占领了欧洲的14个国家。此时的希特勒野心勃勃，甚至想称霸全世界。
1935年，纳粹二把手党卫队队长的希姆莱，成立了“生命之泉”计划。其目的是按照希特勒的种族优生理论，培育出优等且纯种的雅利安人。希特勒和希姆莱鼓吹种族有优劣之分，而日耳曼人是最纯正，高贵的雅利安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则是。理所应当的要为优等人种腾出生存空间。
从19世纪开始，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它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也适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律。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等待被灭亡的命运。而这种生存竞争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因。
不过，对于希特勒和希姆莱来说，他们都以为自然的优胜劣汰太慢了，一定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培育“超级人种”，这也就是“生命之泉”计划实施的初衷。他们鼓吹这项生育计划是为了德国的百年大计，是为了整个人类有更好的未来。在他们的煽动和洗脑下，很多女性心甘情愿地进入这个生育集中营，甚至献上自己的孩子。
“生命之泉”实验营地一开始只是面向大众召集孕妇。一旦被选中，这些孕妇就会像公主一样被精心照顾。孩子出生之后会被留在实验营地，接受最好的教育。假如没有条件抚养孩子，孩子们会被送到支持纳粹的上流阶级家庭中寄养。一时间“生命之泉” 实验营地成了很多未婚妈妈最向往的地方。但并不是所有的孕妇都能够成功入住实验营地，她们要通过严格的筛选，而筛选的唯一标准就是种族的纯洁性，家中三代必须没有一点犹太基因。
这张图表就是当时的筛选标准，白点代表雅利安血统，黑点代表犹太血统，从左到右，五个人中分别是，纯种德意志人，四分之一犹太人，二分之一犹太人，四分之三犹太人，和纯种犹太人。显然，能被选入“生命之泉”计划的只有纯种德意志人。可想而知，自愿报名而又合乎条件的孕妇，非常少。很快，党卫队想到，既然孕妇数量不够，那把帝国最优秀最纯洁的少女变成孕妇不就行了。
1936年，18岁少女希尔德加·特鲁茨刚刚完成学业。金发碧眼，身材高挑，还有一双大长腿的特鲁茨立刻就被党卫队相中了。就在特鲁茨迷茫之际，党卫队领导说道，“如果你不知道将来想要做什么，何不给元首生一个孩子呢？我们应该你这样的人来提高我们的民族价值，而且看看你宽阔臀部和骨盆，太适合生育了。”
出于对帝国和希特勒的热爱，特鲁茨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仅仅和特鲁茨同一批加入“生命之泉”计划就有上百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少女们。他们签订了保密协议，跟家人说是国家举办的集体住宿课程，并且同意孩子出生之后，归国家所有。
和少女人配对的是身体强健的纳粹军官们。在实验人员的组织下，一场大型的匿名相亲活动开始了。姑娘们有一周的时间挑选她们中意的军官，在医生确定了排卵日之后，姑娘和军官就会被送入房间。他们会带着为帝国献身的激情，缠绵三个晚上。如果有几个姑娘同时看上了一个军官也不要紧，因为大家的排卵日不同。三天之后，同一个军官就会被送入其他姑娘的房间。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生育。当姑娘们都成功受孕之后，军官们就会离开实验营地，回到战场。这里的所有人都被当成了负责交配的种猪，而婴儿们像流水线产品一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10个月之后，特鲁茨完成了任务，成功地生下了一名“雅利安”男孩，骄傲地离开了营地。而她的父母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女儿在外面已经生了一个孩子。
营地中，也只有健康的宝宝有存活的机会，畸形或者是不健康的婴儿会被立刻处死。有些新生儿出生后，虽没身体问题，但是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偏淡，并不是标准的金发碧眼儿童，这时，工作人员就行进行一系列的治疗，比如说用强光照射孩子们的眼睛。为了把这些儿童培养成帝国未来最强健的战士，希姆莱还亲自设计了一种高蛋白食谱。婴儿哭闹，护士们都不允许去哄他们，为的是从小培养小孩子们坚强的意志。
上个世纪30年代，希姆莱仅在德国境内就建立了10家“生命之泉”实验营地。30年代后期，还将魔爪伸向了被认为“具有种族价值”的挪威，丹麦，法国、比利时等国家。1935-1945年间，整个欧洲一共有36个“生命之泉”机构，出生了约8000名“雅利安婴儿”。希特勒和希莱姆的目标是，到1980年，让这一个数字达到1.2亿。
显然，“生命之泉”计划的生育速度是赶不上纳粹的野心的。党卫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挑选符合他们要求的“雅利安之子”，直接把他们从母亲的怀中抢走。一时之间，金发碧眼似乎成了欧洲各国的一个诅咒。希特勒认为优秀的人种必须要为帝国服务。这些被绑架来的孩子们首先会接受发色，眼睛的颜色等医学辨识，随后，立刻被送往德国“生命之泉”基地。在那里孩子们将要接受命运最后的判决，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之后，孩子们会被打上“优秀”，“可接受”或“劣质”的标签。而被定性为“劣质”的孩子们，等待他们的就是开往集中营的列车，那就是毒气室。
1942年，德军攻入克里米亚之后，很快就在人群中注意了一个金发碧眼，天使般的小男孩，亚历山大·利托。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能留在克里米亚呢？亚历山大被带回德国之后，被禁止说他的母语，只能学习德语。实验基地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告诉孩子，是你的父母抛弃了你。最后，亚历山大被一户富裕的德国家庭收养，改名为福克·海尼克。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被德军绑架走的孩子们超过了25万人，真正活下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而像亚历山大一样幸运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为了加速制造雅利安人，有“死亡天使”之称的帝国军医约瑟夫·门格勒在“生命之泉”计划的基础之上，开展了他的双胞胎实验。一次生两个肯定比一次生一个效率要高啊。
约瑟夫·门格勒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的，我们大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培养出良种犬，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实验室中培养出良种来。”
上个世纪40年初，门格勒被调入了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也成为了他变态“双胞胎实验”的主战场。据统计，门格勒曾经对1500多对双胞胎进行了试验，而最终活下来的不到100对。门格尔是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有些洁癖，甚至是强迫症。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深绿色的制服也总是烫得平平整整，军靴也擦得锃亮。他的这种完美主义也沿用到了实验对象身上。身高不符合规定标准的，皮肤上有斑点或者小疤痕的，甚至做过阑尾炎手术的，都会被毫不留情地送进毒气室。
伊娃·莫兹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里亚姆曾经是“双胞胎实验”的幸存者。姐妹俩出生在罗马尼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家中一共有四个孩子，伊娃和米里亚姆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本来一家人生活的幸福平静，可当纳粹军队攻入村庄时，作为唯一的一户犹太人家，一家六口，被逼迫走上了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当他们和无数犹太人一起从列车上下来的时候，党卫队一看就看到了伊娃，米里亚姆和牵着他们的母亲。
军官兴奋地喊道，“快看，那里有对双胞胎！”就这样伊娃和米里亚姆被带到了集中营的人体实验室。他们被拖走时，母亲拼命地哭喊着，挥动着瘦弱的双臂，但还是没能将孩子们留在身边。伊娃和米里亚姆 走进双胞胎人体实验室的那一天，她们不知道，是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被送进了毒气室。
门格勒实施的双胞胎遗传实验，旨在了解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研究怎么样通过人为的方式增加双胞胎的出生率。
伊娃后来回忆说，在人体实验室的那段日子里，每周一，三，五，她和米里亚姆会被带入一个空房间，扒光衣服，随后门格勒会带着助手进来，亲自检查和比较她们身体的每个部位，每一寸皮肤，记录下来相同和不同之处。整个检查的过程可以长达8个小时。
每周二，四，六，她们会被送进实验室， 抽血化验，还会被注射大量的药物。伊娃不止一次因为抽血过多而晕厥。有一次，在被注射了药物之后，伊娃四肢肿胀，全身长出了巨大的红斑，高烧不退。无奈之下，工作人员把伊娃送到了集中营的医院。医生们看了伊娃之后说道，真可惜，她还这么小，活不过两周了。当时伊娃的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她不能死在这里，她一定要再见到孪生姐妹米里亚姆，和她一起活下去。高烧两周之后，伊娃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被重新送回了门格勒的双胞胎实验室。可当她在此见到米里亚姆的时候，米里亚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米里亚姆一动不动地呆呆地坐在床上，当时伊娃问道，我离开的这两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米里亚姆说道，我不想说，你也不会想知道的。
相比之下，伊娃和米里亚姆也许还算是“门格勒双胞胎”中幸运的一对，至少她们活了下来。
1945年，二战结束，人体实验室仅剩的不到100对双胞胎战战兢兢地走出门外，发现德军好像消失了。伊娃和米里亚姆被苏联军队解救了下来，后来辗转来到了以色列。
1960年，伊娃嫁给了一个美国人，随后移民美国，而她唯一的双胞胎姐妹米里亚姆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后来也结婚成家了。米里亚姆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发生了肾脏感染，所有的抗生素都不起作用。1963年，米里亚姆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肾脏感染更严重，医生检查后发现她的肾脏大小和一个10几岁的孩子差不多。也就是说从集中营的人体实验开始，米里亚姆的肾脏就已经停止发育了。在生了第三个孩子之后，米里亚姆的肾脏已经完全停止了工作。伊娃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颗肾捐给了米里亚姆。
伊娃说，我有两个肾，但只剩一个姐妹了，这个决定一点都不难。但即使是接受了肾移植，几年之后，米里亚姆还是出现了不同器官的感染和衰竭，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她的主治医生想要从当年集中营的实验文件中，找到米里亚姆到底被注射了什么药物。可那些文件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93年6月，米里亚姆去世。此后，伊娃致力于寻找其他双胞胎实验中的幸存者，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也是她让我们不难发现了那段黑暗的历史。2019年7月，伊娃去世，享年85岁。
那么一开始被“生命之泉”计划选中的第一批“超级人种”雅利安的小孩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呢？二战结束之后，“生命之泉”计划也化为泡影，美国军队进入德国之后，实验营地只剩下了成百上千名6个月到6岁大的“雅利安孩子们”，工作人员早已闻风而逃。这些之前承载着“德意志之光”的孩子们，一下子成了“人类之耻”，全世界辱骂的对象。
纳粹曾经认为，挪威人是维京人的后代，拥有最完美的血统。因此，挪威的“生命之泉”营地，是除德国以外最大的。德军撤离之后，新掌权的政府把多年来的怨气都撒在了女人和孩子身上。
无数挪威女人就因为曾经和德国人说了一句话，被剃光头发，甚至扒光衣服，当街。挪威官员甚至公开宣称：“要相信这些纳粹孩子会成为良好市民，就如同相信老鼠能成为家养的宠物一样。” 政府认为德国人的孩子们带有不良基因，与智障无异。可笑的是，这样的论调，与纳粹又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呢？“生命之泉”计划的孩子们有很多都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一位当地的牧师甚至提议，要不断地清洗和消毒孩子们的皮肤，以洗去他们“纳粹的味道”，很多孩子们被洗得皮肤溃烂。
瑞典流行乐队ABBA的主唱之一的安妮-弗瑞德·林斯塔德也是“生命之泉”计划下出生的孩子。
母亲是挪威人，父亲是德国人。在她的印象中，最幸福的日子是在6岁以前，生活在德国祖父家的那段时光。1947年，林斯塔德被送回了挪威生母家，刚到挪威的她只会说德语，而每说一句德语就会遭到继父的毒打。长大后，毒打就变成了性侵，继父甚至说，“这种杂种生来就是让人用的”。
2018年，在《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首次代表国家，向当年遭到不公对待的挪威女性和德国后裔们道歉。但即使是这样，仍旧没办法抵消他们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调查发现，“生命之泉” 计划出生的雅利孩子们的自杀率要远高于普通德国人。该接受审判和惩罚的是党卫队和纳粹，这一些孩子们又有什么错呢？
就像“生命之泉”计划下出生的保罗·汉森所说的：“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耻辱，惟愿我的骨灰可以散落在风中，这样我就再也不会被选中了。”
那么，经历了“生命之泉”和“双胞胎”实验，当年的德军有没有取得傲人的科研成果呢？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坎迪多·戈多伊双胞胎小镇。镇上的居民被阿根廷历史学家的纳粹“人种实验”理论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自身竟是“死亡实验”的产物。随后，巴西的一些科学家组成研究小组对历史上小镇的婴儿的出生记录和洗礼记录展开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小镇上双胞胎洗礼记录的第一个峰值出现在1927年，从那以后的数年里，双胞胎出生率就一直偏高。而当时纳粹军医门格勒还没有在巴西活动，也就是说坎迪多·戈多伊镇的双胞胎之谜，和纳粹实验并无关系。党卫队折腾了那么多年，牺牲了多少无辜的受害者，依然没能如愿制造出他们心中的超级人类。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