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源动力，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内循环、建设国内统一市场中具有牵引带动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方面促进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增强消费基础作用的重要载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随着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步伐加快，将承担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使命，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双循环的国际消费枢纽。2021年7月19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城市率先试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建设“高能级、高品质”经济体的重要任务。探索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对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意义匪浅。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随着这“两驾马车”作用力下降，中国经济发展动力逐渐转向消费。近几年，受疫情超预期冲击影响，“消费”承压前行稍显乏力，但仍是拉动经济、稳住增长的重要着力点。消费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通常依赖扩大消费需求和发展消费经济两大途径。消费需求是各项消费活动开展的基础，消费需求的满足总是需要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在商品经济环境中，消费需求的满足一般通过市场完成，且非常大程度体现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改善上。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新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和拉动作用日益显著。与扩大消费需求不同，发展消费经济主要是从供给端出发，推动消费方式、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调整，即推动生产与服务升级。随着“重生产、轻消费”发展模式的弊端越发明显，如何发挥消费的导向和拉动作用，使人民的美好生活要一直得到满足愈发重要。在“消费城市”理论基础上，关于消费的研究视角逐渐聚焦到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期盼，具有强劲的消费引领和带动能力。马克思关于“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的论述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理论的逻辑起点，现代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等城市发展阶段与发展理论以及消费文化理论构成逻辑内容，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消费功能与定位在大都市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愈发突出，消费型城市将慢慢地发展为商品与服务的消费中心，能在城市发展中提供更丰富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经济作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动力源，赋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经济载体特质，即“国际枢纽”、“消费空间”和“辐射中心”。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三点特质，学界研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枢纽。主流观点认为，消费品牌与国际形象显著相关，花了钱的人品牌所属国家形象极为敏感。二是消费空间。部分学者对城市空间消费文化持不同意见。有学者从商品与消费文化视角出发，认为城市空间本身的消费作用逐渐强于城市空间内的消费，城市空间消费的范围与意义正逐步扩大；有的学者觉得中国大部分时尚消费城市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形成与发展需重视市场因素、开放度和产业氛围，特别是品牌塑造与产业链完善；有学者对城市同质化消费内容与过度符号化的近现代风貌予以否定，强调文化在消费空间中的创造作用，认为城市建设要重点关注创意空间与景观文旅融合。三是辐射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强度与城市经济稳步的增长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依托创新流通平台与拓展流通功能，顺应新时代未来城市内联外融发展的新趋势，具有持续性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既促进当地经济稳步的增长，又带动所属城市群发展，还能推动城市消费全球化。此外，人才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消费集聚对人才也具有较强吸引力。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是国家经济环境塑造与转型所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条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打造要求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以本地消费强劲、周边消费聚集、跨区域消费活跃为布局方向，需要同时用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一方面，强化政策调节。通常来讲，提供高收入、强调生活品质、提升城市舒适性与便利性是大城市建设的新行动战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塑造既要注重城市后期运营的有效性，也要重视前期政府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量。例如，将城市历史空间打造成城市新型消费空间需要资本引导和政府规制的共同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产业数字化升级、县乡消费扩大、营商环境改善和夜经济建设等能够更大程度激活消费需求。例如，挖掘数字技术内生动力作用可促进城市消费平台经济建设与运营效率提升；改善运输网络和完善消费场景将加速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进而加速城市经济稳步的增长。因此，城市建设有必要提升消费主体活动便利度、交通网络密度和消费场景完善度；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有效变革消费方式、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可以吸纳国内外一流品牌，改善消费品供给质量，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城市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在“餐饮+文化+旅游”的城市文化空间形态中作用明显。
对照国际标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并非单一概念，而是集高水平国际化、品牌集聚、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与消费活跃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评级体系。中国消费中心城市已发展到重点培育阶段，但距离世界一流消费中心城市的建成标准仍有差距，发展任重道远。
“消费中心城市”概念在中国最早可溯至2003年，沈阳出台《关于全力发展商贸流通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围绕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建设现代商业区街网络体系”。2010年，深圳在《关于快速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若干措施》中首次提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一词，同年又在《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中提及“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引导消费载体、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升级，发展新型消费业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随后，湖南等少部分省份在其经济发展规划文件中提及“消费中心城市”一词，但并未对其具体内涵加以说明。按中国治理的层级结构来看，可理解为中国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逐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首次提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概念。同年，商务部发布《关于做好“十三五”时期消费促进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推进品牌消费集聚区建设，积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明确为层级目标建设。自《意见》发布以来，多个城市响应展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仅2017年，北京、上海、杭州、宁波、深圳、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先后提出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并相继推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若干举措。
2018年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元年。北京、上海等9座城市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引导发挥其在区域乃至全国的辐射和引领示范作用。同年9月，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19年10月，商务部联合14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即第一个专项推进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国家级文件。随后，全国多个城市开始探索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例如，北京创新发展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消费业态，并对传统商圈做改造提升；广州、深圳推动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市内免税店，引导境外消费回流；上海举办全国性的国际交易展会，致力于集聚全球品牌、打响上海品牌；长沙打造具备“时尚之都”、“快乐之都”、“活力之都”和“休闲之都”美誉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都提出重点推进消费环境优化、消费水平提升、消费制度创新、消费场景打造等工作；青岛强调着力建设海洋、美食、夜经济等七大消费吸引要素；武汉推进自贸区建设，加快区域消费一体化发展，拓展国际消费新场景，营造国际消费新环境等。
2021年3月，“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被写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大目标纲要，成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建设的重要内容。同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标志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进入了重点培育阶段。2021年8月，商务部发布《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方案》，提出从“构建全球多元融合的消费资源聚集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商圈”等六个重点任务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方案》还拟定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评估指标体系，涵盖国际知名度等六项指标。2022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强调“快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枢纽既是城市功能载体，又是城市战略空间，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中举足轻重。一方面，国际枢纽城市是全球消费资源的融通和配置中心，是区域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中枢，也是全球交通、信息中心，在区域甚至国际舞台有着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国际枢纽城市是国家与国家交往中具备极其重大合作价值的关键地方，在地理区位上具有连接性，在战略上具有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比如，作为消费供需高效对接的枢纽，国际枢纽城市能更好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国内国际市场顺畅连接的枢纽，国际枢纽城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形成较为强大国内市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全世界产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枢纽，国际枢纽城市有助于建设国际消费资源集成转化高地，提升城市国际交往承载能力，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渠道。
消费市场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和国际化的消费平台可以完善国内有形市场，提供让国际国内消费者均能满意消费、舒适购物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保护国内无形市场。一是满足消费主体需求。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本土及国际消费者群体，对全球消费有着引领发展和带动创新作用。二是提供消费客体供给。在城市产业分工体系下，发达的生产系统与强大的消费资源掌控力，能提供丰富的高品质消费产品，以满足那群消费的人多元化个性消费需求。三是形成消费环境支撑。稳定的制度环境、开放包容的市场和良好的消费治安，有利于支持消费高水平发展。
以消费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强区域城市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协调联动，形成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周边城市支撑和服务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一体化消费市场。一是有利于增强中心城市功能，推动区域消费联动发展，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区域协调发展良好态势。二是有利于提升城市交通枢纽与商圈的通达度、融合度，形成区域高效畅通的一体化消费网络。三是有利于加强城市间商产文旅紧密联动，提升区域消费市场开放度，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商务部将衡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指标概括为六个，即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和政策引领度。理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核心要义，需从这六个维度来思考。
国际知名度是城市综合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往来频繁，全世界城市进入互联共通时代。高国际知名度的城市国际经贸活动向来频繁，能给自身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城市拥有高国际知名度，意味着消费市场高度国际化。便捷发达的国际链接通道为快速聚散全球商品和消费的人、配置全球资源提供了基础条件，能吸引大量的外来资本和人才，支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城市具有高国际知名度，能促进形成经济良性循环。国际知名度高的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能级，都拥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不仅能带动城市提升总实力，而且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畅通经济循环。
消费繁荣度是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基本表现。商业发展意味着贸易量上升，经济价值在频繁交易中得以体现。对政府而言，消费繁荣代表着经济发展相对稳健。稳消费的重点在于稳消费预期。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意味着消费的经济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继而消费预期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对生产者而言，消费繁荣代表着市场活跃。市场效益驱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高效合理地配置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生产队伍素质和商品流通速度，为消费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供给。对消费的人而言，消费繁荣代表着选择多元、机会充沛，能更好满足那群消费的人自身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美好生活期盼。
商业活跃度是城市充满了许多活力的重要表征。一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经济稳步的增长韧性和发展后劲。随着商业经济活跃度提升，新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居民消费将不断产生新的增量，从需求端刺激更大的商业活跃度。经济总量、人口规模是影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的条件。地区生产总值越高的城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越好，激发新增消费的潜力越强。商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商品经济的繁荣能促进城市总实力提升，尤其是地区生产总值较高的城市，其商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到达便利度是促进城市商业繁荣的有力支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壮大。一是多式联运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利于推动消费品工业“上下游、左右向”融合联动。交通运输点多、线长、面广、类型全，能为城市新型消费发展提供支撑。二是高效畅通的对外运输通道有利于扩大对外交流，有利于聚集国际大品牌与跨国企业，促进跨区域跨国界的物资和人员流动，进而为激发消费潜力创造条件。三是便捷舒适的市内道路网络，可以极大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为广大购买的人营造便捷舒适的城市消费环境，给消费的人带来良好的消费体验。
消费舒适度是留住客群、增加消费的关键。有学者将消费者体验定义为“消费的人在与企业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的、主观的反映”，零售企业依托“货”与“场”营造的体验，最终取决于“人”。从买卖商品到为广大购买的人创造价值，企业的出发点始终是用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那群消费的人需求。消费者不单单是消费的参与者，也是消费体验的传播者。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以“人”为中心增加消费舒适度。一方面，城市的消费特色，可以极大地吸引消费的人眼球，促使消费的人在商圈停留更长时间，最大限度挖掘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增强花了钱的人产品或服务的主观正向感受，为广大购买的人创造更好的服务体验，有利于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增加消费黏性。
引领度是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保障。消费者能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可以带领企业实现更多价值创造，为商品扩大销路、开辟更大市场、扩大再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二是完善消费扶持，帮助市场形成生产消费良性循环。例如通过补贴政策提高消费预期，助长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三是夯实政策保障，可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完善消费体制机制，提高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效果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支出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
2021年8月，商务部发布《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方案》，对5个试点城市建设的战略定位、建设方向作出明确规划。对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试行）》，试点城市围绕六个维度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工作。
第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城市综合影响。经济外向化程度高和国际影响力强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够面向全球消费者的两大重要条件。一方面，利用城市影响力，在金融、文化、时尚、教育等多方面搞好对外输出。上海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载体，不断推动更加国际化、高能级和制度性的开放发展，初步形成了“上海金”、“上海铜”等“上海价格”和“上海指数”，持续输出“上海方案”和“上海标准”，在国际金融和全球大宗商品等市场上已然形成一定影响力，对全球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引进众多世界有名的公司、品牌和活动赛事等力促城市影响力提升。2021年以来，北京有57家总部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新落地近1300家首店，国际大品牌占比15％，离境退税商店数量超800家，均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同时，奥运等国际活动赛事的成功举办，也极大提升了北京国际知名度，彰显了其强大的综合实力。
第二，推动商业经济繁荣，提升城市经济活力。随着城市经济繁荣和收入水平提升，市场消费呈现多样性特点，低水平商品消费比重减少，文娱兴趣、教育成长等高水平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城市商业经济愈发繁荣。经济基础稳固，意味着消费品供应能力强；人口规模庞大，说明消费市场广阔和消费需求充足。一方面，强大的地区生产能力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2020年全国城市生产总值排名中，上海、北京稳居前二，广州、重庆位列四五，天津排名稍显靠后。2021年，5个试点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位次大致对应，依次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天津，这反映了消费的多样性取决于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需求提供了充分保障。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重庆人口达3205.42万，上海、北京人口均超过2000万，广州、天津人口也超过1000万，保障了城市花钱的那群人规模。此外，强劲的消费实力是当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消费已成为各地恢复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
第三，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构建品牌集聚高地。消费对生产具备极其重大的反作用，市场形成的新消费需求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新消费热点往往能够带动一个新兴起的产业的形成与壮大。一方面，经济发达、人口庞大的城市，其商业活力通常较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活跃的商业环境，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能得到体现。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在前4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和广州。另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众多国际精品的诞生地，也是拓展品牌旗舰店及首店的首选地。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创新多元化也成为了商业活跃度的重要新体现。一是夜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城市消费需求不断的提高。重庆多元化布局夜经济业态，加快成为内陆消费高地，已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排行榜榜首。二是首店经济规模壮大，引领城市消费潮流。近几年，首店经济主要向京沪高度聚集，北京累计开设首店、旗舰店2160家，上海累计引入首店1078家，广州、天津、重庆首店量也呈上涨的趋势。2021年，广州引入261家，同比增幅15％；天津引入194家，同比增幅超60％；重庆实施与东盟经贸合作行动计划，成功举办西洽会、重庆英才大会、中新金融峰会等，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落户312家世界500强企业，引进30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和292家品牌首店。
第四，持续完善交运网络，支撑消费扩容提质。高能效、全球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充当着城市内联外通的纽带和桥梁，是商品物流繁荣发展的必要基础和重要条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交通的承载力和辐射力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一是在畅通对外运输大通道方面，协同区域力量减轻主要对外通道及分流路网交通压力，打通市内交通向外联通的交通脉络。二是在城市内部交旅融合方面，围绕城市轨道站点打造一体化消费空间，构建便捷通达、安全舒适的城市立体慢行交通系统；推进道路精细化打造，促进交通系统微循环，打造高品质街道空间。三是在多式联运立体交通网打造方面，提升运输承载能力和衔接水平，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调整重点区域运输结构。
第五，优化消费配套建设，增强城市消费黏性。跟着社会整体进步、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活品质提升，人们对消费体验感愈发重视，意味着城市经济发展需要营造更加舒适的消费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消费服务。一是从营造特色消费环境方面看，北京盘活了文化消费场馆资源，加强艺术馆、剧院、博物馆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京城消费新地标；上海致力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在吸引更加多国际国内品牌总部入沪同时，支持老字号品牌集聚发展；广州推进商业置换项目改造升级，营造国际消费环境氛围；天津挖掘文化资源优势，加强特色商圈建设，促进特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庆抓住山水之城、夜经济等特色优势，构筑商产文旅融合集聚区。二是从丰富消费业态方面看，建设与消费习惯相匹配的商业体系，兼顾刚性消费需求和新兴消费需求，开发相应的消费空间，以更丰富和创新的业态激发消费潜力释放。北京从加快培育国际化的消费聚集地、打造城市体验消费新地标、打造满足地区综合消费的消费圈几方面持续推进业态和品牌结构升级以及服务品质优化工作。三是从优化消费服务方面看，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项目建设，从生活圈的网点布局、业态配置、服务创新等方面入手，提升城市便利度和智慧度。广州持续开展国际化新型社区商业，打通“最后一公里”，提高中心城区配置标准，强化“一站式”便民配置，实现独具特色的中心城区“5分钟便民生活圈”。
第六，强化政策配套引导，增进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成色。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协同多个部门实施是政府调节消费市场的重要手段。对标商务部总体方案明确的重点任务，5个试点城市先后颁布一系列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政策。北京出台《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等，重点突出首都功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地标、国际消费桥头堡；上海政策围绕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全球消费目的地”，发挥雄厚经济基础、广阔消费市场、发达商业文明等优势，聚焦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广州出台《广州市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致力打造“广买全球，广卖全球”的国际消费高地；天津具有独特的港通与完备的产业体系，政策靶向打造辐射区域的特色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立足“山、水、桥、城”地域特色，挖掘特色价值赋能消费，协同若干政策打造富有巴渝特色、辐射西部地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特色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目前，国际上已形成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一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纽约、伦敦一直处在Alpha++（世界一线特等城市）水平，巴黎、东京也处于Alpha+（一线强城市）水平。同这些消费环境优异、消费实力强劲的城市相比，中国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方面存在不少短板。国际标杆城市的经验可为中国城市的相关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第一，持续完善消费硬件条件。首先，经济发展基础、环境和消费服务能力一直是推动消费升级的主要的因素。巴黎生产总值长居欧洲城市榜首，强劲的经济基础和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强化其消费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城市基础设施是保证城市生存发展、满足居民物质消费需要的重要保障。内联外通的交通系统使得巴黎通过铁路即可直达诸多欧洲城市。近年来，巴黎加快优化公共交通系统和扩大国际机场能级，推出了无人驾驶汽车、共享自行车等配置，为广大购买的人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最后，科技创新革新消费理念，是新型消费萌芽和成长的重要动力。创新是伦敦成为世界消费之都的第一动力。伦敦不是视“创新”为单一产业，而是将其实际应用到所有产业，实现多元化业态、人性化服务，以求形成消费经济规模化发展。比如受疫情影响，伦敦在文旅场馆开设虚拟现实通道，最大限度保证市场良性运维。
第二，全面提升消费软实力。文化、服务、制度等软要素所构成的无形力量，直接决定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提升的速度和高度。一方面，重视消费文化与消费服务。巴黎在高端奢侈品等时尚领域发展历史悠久，高度重视自身在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软实力，利用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古迹资源，常态化举办各类促销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消费体验氛围，打造城市文化特色消费名片，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注入活力。米兰作为时尚界的领头城市，发挥文化创新与创造力的重要作用，主导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和文化升级计划，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重视培养和吸引国际人才。米兰拥有欧洲一流金融和设计院校，源源不断地为各行各业输送人才，创建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伦敦具备明显的人才聚集优势，如伦敦服装设计行业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师，可以迎合不同国别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迪拜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引导国际人才就业定居，推动地区人口年增长率突破5％，为迪拜的消费市场不断提供源动能。
第三，多措并举开展消费扶持。打造安全舒适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离不开政府政策支持。就消费需求而言，纽约是典型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创新发展鼓励性消费金融，支撑各类消费群体消费持续扩张，提供多样化消费选择和高质量消费服务，形成多层次消费需求。就消费供给而言，纽约一直以来施行包容性政策，吸引大量高素质国际人才和创新型企业集聚，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商业网点密度强和专业化程度高的商业经营场所，从而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消费内容。米兰具备国际领先的产业优势和政策支持，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充足的生产供应。就消费环境而言，巴黎依托地理位置便利、国际市场广阔、消费环境吸引力强等优势，拥有多个世界级知名商圈，汇集众多国际品牌，为消费的人提供系列消费配套服务，极大提升了购物体验。
第四，协同加强消费保障。越高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意味着消费者素质越高，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意味着居民消费预期越稳定。东京历来重视人文教育和社会保障。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消费者主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设计感和价值感等，侧面刺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消费工业发展，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稳步的增长停滞时期，东京也具备国际人才虹吸能力，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东京已逐步形成贫困阶层有国家救济、低收入者有社会福利、一般阶层靠社会保障的总体社会安全网络，助推缩小收入差距、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和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进而维系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国内外典型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所取得的经验可归纳为：立足特色、强化要素、拓展市场、巩固保障。这表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需要立足于城市自身的软硬实力，对照标杆城市寻找差距，需要集聚的国际消费资源、创新的国际消费场景、内外互通的国际市场和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受疫情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出口驱动向消费牵引转型步伐放缓，GDP增速明显降低。城市消费能力是促进消费复苏的重要发力点。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驱动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应紧紧围绕打造国际枢纽、消费空间与辐射中心核心目标，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领度等方面持续发力。
聚焦“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领度”六个维度，根据不一样城市的发展动能，联动城市群、消费圈发挥辐射作用，打造国际一流的消费中心城市。首先，把握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决定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把握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枢纽”、“辐射中心”的核心要义，着眼长远均衡布局城市“消费空间”，提升城市消费能级，集聚更多市场资源，形成更强比较优势，打造扩大引领新消费、促进产业高端化的新载体。其次，厘清功能定位。合理的城市功能定位，对城市战略发展起着深远的推动作用。既要明确定位城市的主导功能，又要强化城市商贸消费、物流运输和文化休闲等辅助功能，还要加强经贸聚集，促进产业全面发展，提高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综合能力。最后，找准市场定位。差异化市场与城市特色功能相结合，是打造特色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准确研判差异化的市场，加快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提升城市消费圈能级和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适度扩大消费市场，加强消费客群细分，掌握不同消费者消费偏好，针对性地扶持产品孵化，鼓励品牌集聚与创新。
注重消费“前端供应、中端服务、后端保障”三端协同，提高消费者体验，释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潜力。首先，抓好消费前端供给，提高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针对消费者全局观念增强的特性，提质供给侧结构改革，给传统产品与服务注入多元文化元素、创新理念，引导消费追求从即时满足转向长期价值。其次，抓实消费中端效率，提升消费场景和环境的便捷性。依托数字化的经济赋能新型消费、智慧物流，推进商产文旅与科技深入融合，扩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拓展智能购物、刷脸入园、自助住宿等技术的应用场景和范围，构建更多便捷舒心的消费场景。最后，抓牢消费后端保障，提高消费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常态化开展市场监督，做实做细消费体验质量保障工作，打消消费顾虑，延长消费时间，延展多次消费。
构建集聚和吸引全球优质消费资源的重要承载地和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国际枢纽，成为全世界消费市场的风向标。一是深挖国内消费市场。壮大内需市场以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加快建设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旨。推进实物消费数字化升级，加快线上线下渠道融合，扩大信息消费，培育智慧产销、智慧文旅、数字教育等消费新业态；发展绿色消费、县乡消费，做优首店经济与夜经济，推动商产文旅创新联动，跨界融合打造便民生活圈，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二是拓展国际消费市场。成熟的国际市场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有力保障。在巩固国内市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健全商品流通国际物流体系，畅通消费品全产业链条，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三是畅通国内国际市场。立足新发展格局，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发挥重点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促进消费市场内外联通、资源共享，疏通国内国际消费前中后端堵点。
出台消费支持政策，筑牢消费增长基础，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护航新时代消费新发展。首先，加强消费环境制度建设。落实减税退税降费等援企纾困政策，鼓励金融系统减费让利，促进供给保量提质，创造内需消费新增长点。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快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督管理体系，落实市场公平竞争规范，构筑更规范、健康的消费环境。其次，破除限制消费壁垒。简政优化相关证照办理流程，突破行政藩篱和制度性障碍，有序破除重点服务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隐性壁垒，促进不一样的地区的行业标准、制度、政策协调统一。最后，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案，健全消费标准体系，加大检查和监督力度，加强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和重点服务领域质量监测，推动产品质量分级，完善制造标准体系与平台经济、冷链物流等领域服务标准；加快建成消费信用体系，培育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保障消费环境稳健运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