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唐太宗政绩及君臣间言论的史书。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全书包括君道、君臣鉴戒、择官等40篇10卷，分类编撰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大臣有关经邦治国的问答，大臣的浄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此书对研究唐太宗政治主张和初唐经济情况、政策有参考价值。
14-19世纪因棉花普及与棉纺织技术进步而引发的社会变革。唐宋之前，多以丝和麻为纺织原料。元朝时，黄道婆将黎族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并传播到内地，迅速推动了长江下游棉纺业的发展。黄宗智等学者称之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进步，使棉织品取代麻织品成为生活必需品，但盖因缺乏推动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中国最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明代科学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徐家汇（今上海市）人。万历进士，后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要。他早年曾从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在农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较高。曾译《几何原本》，编译《测量法义》，主编《崇祯历书》等，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徐光启所撰《农政全书》，集明朝以前农业科学之大成，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各王朝与周边各族及海外诸国之间进行的一种特殊贸易。中国历代王朝均把自己作为天下的中心。在处理与别族、别国的关系时，把自己当作“宗主”，把对方看作附庸。双方之间的商业往来，以“通贡”方式来进行。对方用来贸易的商品被称为“贡品”，历代王朝用来交换的东西被称为“回赐”。“厚往薄来”“宁厚毋薄”是进行朝贡贸易的指导思想。
清末外交官，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字伯深，湖南湘阴人。曾助曾国藩办湘勇太平军。1859年9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上疏建议在天津设局，仿造西洋战舰；推荐通悉外国语言人才，入京传习外国语言。1875年8月奉诏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8年，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写成《英轺纪程》（又名《使西纪程》），主张学习西方治国之道。1891年病逝。著有《郭侍郎奏疏》《英轺纪程》和《郭嵩焘日记》等。
1900年东南各省督抚同上海领事制定的协定。又称《东南保护约款》。清政府“宣战上谕”发布后，刘坤一、张之洞拒绝执行。1900年6月，刘坤一、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制定《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该协议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
1927年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合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宁汉分裂。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消除了宁汉双方在问题上的分歧，使宁汉合流成为可能。7月24日，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统一完成。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1938年7月正式成立。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遴选的参政员大多是员，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和其他党派的代表。7月，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156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通过了《 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 》等决议案，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了驻会委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非消极作用；后来由于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的御用工具，终于1948年3月宣告结束。
中国提出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北宋农业经济的发展。圩田在南方有了逐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北宋农民推广使用了一些新农具，如新型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以人力代牛耕的踏犁等，从而使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为了减轻插秧的劳动强度，人们还创造了秧马。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入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
（二）南宋农业经济的发展。植棉区已从两广、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江浙地区是当时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的谤语。
（三）元朝农业经济的发展。忽必烈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主要有: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保护农田，限制抑良为奴；招集逃亡，鼓励开荒；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减免租税；设置粮仓、常平仓；兴修水利等。此外，至元十年 （1273年），忽必烈还命人编修《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命令各地的地方官大力宣 传和推广。此书系参考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并结合当时实际的农事经验而写成。此书颁行于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以上措施，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增加、农业产量的提高和棉花等新作物的推广上。
2、在太平天国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军阀官僚势力崛起于中国政坛，试简述这一现象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一）崛起过程。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奉旨在湖南、安徽编练地方武装，称为湘军、淮军。湘淮军变通旧制，实行兵为将有，逐渐取代八旗、兵的 地位，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1860年6月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皇帝因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以肃顺的主张，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打破了两江总督只辖苏、皖、赣三省的惯例，命令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悉归其节制。随着湘淮战南北，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的手中。
（二）影响。（1）湘淮系的扩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地方督抚中满汉比例的变动，尤其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2）湘淮势力控制地方权力，削弱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使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在咸丰朝以前，无论是八旗还是，其兵权都是直隶于中央的，决非将帅可得而私有。但是，湘淮军则是由将帅自行招募的私家军队。自湘军起，兵归国有的局面转变为兵为将有。同时，湘淮军的饷需也由将帅“就地筹划”得来，而非由清廷户部调拨。此种筹饷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兵归将有、各私其军的格局。湘淮军将帅既得总督、巡抚的地位，就利用手中的兵权，独揽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
（一）抗美援朝。（1）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和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志愿军人朝作战。中朝军队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终于使这场战争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1953 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2）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保卫了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争得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
（二）反革命。（1）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发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贯彻“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先那些罪大恶极、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从1950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革命运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2）通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使我们国家社会秩序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三）土地改革运动。（1）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从1950年冬天起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大体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三个步骤。土改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2）土改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农民从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四）三反五反运动。（1）1951年冬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和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部署在各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2）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一是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和廉洁奉公的教育，提高了中国在人民中的威信。二是进一步查明了私营工商业的状况，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推进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初步形成于西晋时期。曹魏时期制定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巩固自己势力的工具，一些当朝为官的家族逐渐独占上品，垄断高官，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西晋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
（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原因。两晋之际，南渡士族成为南方政权的核心，与皇权共同治理江东，形成了皇权政治的特殊形式——门阀政治。东晋立国江南，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以及南方本地士族的联合支持。东晋朝廷对士族特别是士族中的代表人物，给予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以内，出现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局面。其中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权势盛极一时、无可比拟，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控制朝廷中枢。
（二）南朝至隋唐，门阀政治的衰落及原因。（1）作为士族代表的高门士族已经严重衰败。颍川庾氏、樵国桓氏、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已基本覆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人才凋零，失去实权，仅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他们第一步是鄙薄武职、脱离军权，其次是不再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最终只能出任俸禄优、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所谓“清官”。（2）寒人的兴起。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地主。南朝的将帅，也多是庶族寒门出身。寒人的兴起，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和门阀士族的衰落。（3）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
2、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爱国救亡运动，试论述该运动发生的原因以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作用。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西学”和新学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反对旧学、提倡新学，以新的思想内容，新的形式风格，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他们的政论，以势如破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而严复对《天演论》译述和进化论的介绍，在思想学术界震动尤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不可企及的。
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最早抨击了传统史学观点。他认为中国在周朝以前为“封建之世”，自秦以后为“郡县之世”。就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也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他说，中国的历史有“君史”而无“民史”，是他后来提倡“史学革命”的先声。
在文学艺术方面，黄遵宪首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原则，以冲破旧体诗词形式的束缚，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正式提出了 “诗界革命”的口号。小说的作用也引起了维新派人士的格外的重视，他们把小说看成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在散文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表达新的政治思想，既富有说服力，也富有感染力。特别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大量政论，后来被称为“新文体”，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和文风的改造，起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改革方面，光绪帝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最后一道新政上谕还决定拨出经费8500两，作为开办京师大学堂之用。
在新闻出版方面，康有为、梁启超1895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此外，还有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以上海为中心，也出版了很多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书刊，成立了大同书局之外、商务印书馆等。
在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维新志士谴责恶俗陋习，尤为大力抨击吸、缠足二事。广东籍人士赖弼彤、陈默庵在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梁启超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陋习。维新派还发起“试办不缠足会”、“延年会”以树立新凤、反对旧习。维新派还大胆地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
戊戌变法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
（一）政策变化。华北事变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对策，作为内政外交的政策支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但是随着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的慢慢地增加，对日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为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和决心抵抗。
（二）根本原因。华北事变后的对日政策发生转变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的，是诸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从根本上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这是南京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根本原因。（2）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严重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英美政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发生明 显改变，这是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外部因素。（3）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4）南京政府有效控制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的变化是推动对日态度转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总之，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促使南京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
记载唐太宗政绩及君臣间言论的史书。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全书包括君道、君臣鉴戒、择官等40篇10卷，分类编撰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大臣有关经邦治国的问答，大臣的浄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此书对研究唐太宗政治主张和初唐经济情况、政策有参考价值。
14-19世纪因棉花普及与棉纺织技术进步而引发的社会变革。唐宋之前，多以丝和麻为纺织原料。元朝时，黄道婆将黎族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并传播到内地，迅速推动了长江下游棉纺业的发展。黄宗智等学者称之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进步，使棉织品取代麻织品成为生活必需品，但盖因缺乏推动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中国最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明代科学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徐家汇（今上海市）人。万历进士，后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要。他早年曾从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在农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较高。曾译《几何原本》，编译《测量法义》，主编《崇祯历书》等，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徐光启所撰《农政全书》，集明朝以前农业科学之大成，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各王朝与周边各族及海外诸国之间进行的一种特殊贸易。中国历代王朝均把自己作为天下的中心。在处理与别族、别国的关系时，把自己当作“宗主”，把对方看作附庸。双方之间的商业往来，以“通贡”方式来进行。对方用来贸易的商品被称为“贡品”，历代王朝用来交换的东西被称为“回赐”。“厚往薄来”“宁厚毋薄”是进行朝贡贸易的指导思想。
清末外交官，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字伯深，湖南湘阴人。曾助曾国藩办湘勇太平军。1859年9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上疏建议在天津设局，仿造西洋战舰；推荐通悉外国语言人才，入京传习外国语言。1875年8月奉诏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8年，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写成《英轺纪程》（又名《使西纪程》），主张学习西方治国之道。1891年病逝。著有《郭侍郎奏疏》《英轺纪程》和《郭嵩焘日记》等。
1900年东南各省督抚同上海领事制定的协定。又称《东南保护约款》。清政府“宣战上谕”发布后，刘坤一、张之洞拒绝执行。1900年6月，刘坤一、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制定《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该协议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
1927年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合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宁汉分裂。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消除了宁汉双方在问题上的分歧，使宁汉合流成为可能。7月24日，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统一完成。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1938年7月正式成立。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遴选的参政员大多是员，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和其他党派的代表。7月，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156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通过了《 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 》等决议案，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了驻会委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非消极作用；后来由于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的御用工具，终于1948年3月宣告结束。
中国提出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北宋农业经济的发展。圩田在南方有了逐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北宋农民推广使用了一些新农具，如新型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以人力代牛耕的踏犁等，从而使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为了减轻插秧的劳动强度，人们还创造了秧马。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入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
（二）南宋农业经济的发展。植棉区已从两广、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江浙地区是当时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的谤语。
（三）元朝农业经济的发展。忽必烈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主要有: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保护农田，限制抑良为奴；招集逃亡，鼓励开荒；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减免租税；设置粮仓、常平仓；兴修水利等。此外，至元十年 （1273年），忽必烈还命人编修《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命令各地的地方官大力宣 传和推广。此书系参考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并结合当时实际的农事经验而写成。此书颁行于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以上措施，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增加、农业产量的提高和棉花等新作物的推广上。
2、在太平天国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军阀官僚势力崛起于中国政坛，试简述这一现象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一）崛起过程。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奉旨在湖南、安徽编练地方武装，称为湘军、淮军。湘淮军变通旧制，实行兵为将有，逐渐取代八旗、兵的 地位，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1860年6月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皇帝因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以肃顺的主张，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打破了两江总督只辖苏、皖、赣三省的惯例，命令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悉归其节制。随着湘淮战南北，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的手中。
（二）影响。（1）湘淮系的扩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地方督抚中满汉比例的变动，尤其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2）湘淮势力控制地方权力，削弱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使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在咸丰朝以前，无论是八旗还是，其兵权都是直隶于中央的，决非将帅可得而私有。但是，湘淮军则是由将帅自行招募的私家军队。自湘军起，兵归国有的局面转变为兵为将有。同时，湘淮军的饷需也由将帅“就地筹划”得来，而非由清廷户部调拨。此种筹饷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兵归将有、各私其军的格局。湘淮军将帅既得总督、巡抚的地位，就利用手中的兵权，独揽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
（一）抗美援朝。（1）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和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志愿军人朝作战。中朝军队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终于使这场战争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1953 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2）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保卫了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争得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
（二）反革命。（1）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发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贯彻“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先那些罪大恶极、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从1950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革命运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2）通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使我们国家社会秩序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三）土地改革运动。（1）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从1950年冬天起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大体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三个步骤。土改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2）土改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农民从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四）三反五反运动。（1）1951年冬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和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部署在各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2）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一是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和廉洁奉公的教育，提高了中国在人民中的威信。二是进一步查明了私营工商业的状况，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推进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初步形成于西晋时期。曹魏时期制定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巩固自己势力的工具，一些当朝为官的家族逐渐独占上品，垄断高官，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西晋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
（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原因。两晋之际，南渡士族成为南方政权的核心，与皇权共同治理江东，形成了皇权政治的特殊形式——门阀政治。东晋立国江南，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以及南方本地士族的联合支持。东晋朝廷对士族特别是士族中的代表人物，给予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以内，出现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局面。其中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权势盛极一时、无可比拟，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控制朝廷中枢。
（二）南朝至隋唐，门阀政治的衰落及原因。（1）作为士族代表的高门士族已经严重衰败。颍川庾氏、樵国桓氏、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已基本覆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人才凋零，失去实权，仅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他们第一步是鄙薄武职、脱离军权，其次是不再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最终只能出任俸禄优、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所谓“清官”。（2）寒人的兴起。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地主。南朝的将帅，也多是庶族寒门出身。寒人的兴起，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和门阀士族的衰落。（3）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
2、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爱国救亡运动，试论述该运动发生的原因以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作用。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西学”和新学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反对旧学、提倡新学，以新的思想内容，新的形式风格，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他们的政论，以势如破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而严复对《天演论》译述和进化论的介绍，在思想学术界震动尤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不可企及的。
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最早抨击了传统史学观点。他认为中国在周朝以前为“封建之世”，自秦以后为“郡县之世”。就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也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他说，中国的历史有“君史”而无“民史”，是他后来提倡“史学革命”的先声。
在文学艺术方面，黄遵宪首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原则，以冲破旧体诗词形式的束缚，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正式提出了 “诗界革命”的口号。小说的作用也引起了维新派人士的格外的重视，他们把小说看成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在散文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表达新的政治思想，既富有说服力，也富有感染力。特别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大量政论，后来被称为“新文体”，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和文风的改造，起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改革方面，光绪帝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最后一道新政上谕还决定拨出经费8500两，作为开办京师大学堂之用。
在新闻出版方面，康有为、梁启超1895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此外，还有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以上海为中心，也出版了很多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书刊，成立了大同书局之外、商务印书馆等。
在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维新志士谴责恶俗陋习，尤为大力抨击吸、缠足二事。广东籍人士赖弼彤、陈默庵在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梁启超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陋习。维新派还发起“试办不缠足会”、“延年会”以树立新凤、反对旧习。维新派还大胆地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
戊戌变法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
（一）政策变化。华北事变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对策，作为内政外交的政策支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但是随着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的慢慢地增加，对日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为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和决心抵抗。
（二）根本原因。华北事变后的对日政策发生转变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的，是诸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从根本上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这是南京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根本原因。（2）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严重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英美政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发生明 显改变，这是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外部因素。（3）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4）南京政府有效控制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的变化是推动对日态度转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总之，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促使南京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